【極憲專欄】法與儒學－周子瑜「被」道歉與儒家文化有關？
文/小小祭酒（極憲焦點&地表最強國文課沒有之一）
一、那一夜，一個台灣人，為韓國人，向中國人道歉
105年1月15日大選前夕，周子瑜在鏡頭前向中國道歉。在那個激情的選前之夜，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。台灣人民為此感到憤怒，甚至有許多人認為這次事件，多多少少影響了大選選情。
我們當然可以為JYP娛樂此舉找個台階下，認為這只是為了大局著想（JYP認定的大局），就算這個女孩不認同也無妨。不過，儘管動機可以理解，但其處理方式卻十分可議。除了複雜的民族認同問題、資本主義社會之影響等等，這個事件背後，似乎還有一些文化因素可以被討論。
周子瑜拿著手上的稿，逐字逐句的公開道歉（圖片來源：周子瑜youtube道歉影片）
要彌補所謂的「兩岸網友情感上的傷害」（其實是對中國方情感上的傷害），為何必須採取「道歉」的行動呢？我的意思是，無論是「道歉」或「被道歉」，此類行為在某些文化環境中，似乎有其特殊意涵，也特別受到重視。今天，讓我們簡單來談談「道歉文化」。
二、「被道歉」這件事和文化有關嗎？
有學者指出，韓國儒家文化中，存在著一種對於道歉重要性的高度信仰及實踐之情形。這樣的情形，產生了諸如此類為了維護群體的和諧、利益、道德或是正義等等，要求、強制個人站出來為「群眾（或掌權者）所認為的錯誤」道歉的文化。
值得探討的是，這個現象並不只發生在韓國。無獨有偶的，我國釋字第656號解釋中，陳新民大法官在意見書中也曾確認「強制道歉」確是「回復名譽」、「弭平傷痕」的有效方法。似乎暗示這種做法我國一直以來「承繼儒家思想」所薰陶「知恥近乎勇」的「善良風俗」相符。
關於民族認同問題，周子瑜的處境等等，經過這些時日，已累積了相當的討論，這裡就不談了。我們要談的是：韓國或台灣文化中，對於「道歉」的看法，與一般所謂的「儒家文化」，真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嗎？
進一步說，在儒家的思維下，真如陳新民大法官所影射的，會肯認一個人應該違背自己的意願來道歉，而成全多數人嗎？
三、「道歉文化」源自於儒家對於社會和諧的重視
傳統儒家文化追求和諧的社會秩序，對倫常關係有一定規範，這一點應無疑義。然而，追求和諧的方法很多，但在傳統文化脈絡中，我們卻可以見到人們對於某些「形式上」的行為有著特別重視的傾向。
這樣重視和諧，並訴諸形式上之行為的傾向，可以上追至先秦文明中的「禮」。小至士大夫間的互動，大至國與國之間的會盟，「禮」無所不在，重要性可見一斑。
基於這樣的重視，當衝突產生時，若能透過某些形式來消弭紛爭，進而讓社會回到「和諧」的狀態，這些方式就成為一種可接受的手段。
如《左傳》中有名的「肉袒牽羊」的例子：鄭伯在楚軍壓境的情況下，打赤膊、牽著羊，向楚軍「謝罪」，並得到楚莊王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，庸可絕乎？」的評價，進一步讓楚國退兵。
歷史上也常見許多透過某些「形式」來象徵某些「內涵」、表達某些立場或意見的情況。如傳統戲文中也有「斬黃袍」這樣的情節，描述趙匡胤錯斬部屬鄭恩，其妻陶三春帶兵圍宮，最後趙匡胤脫下黃袍讓陶氏斬為二截以洩憤。
綜合以上，這些「形式」的共通點為「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」，這也確實與儒家所重視的「禮」有著密切的關係。經過一代一代的文明積累，產生各種文化習慣，我們甚至可說今天的「道歉文化」，也是在這樣的概念下而產生的。
四、但「儒家文化」並不等於「和諧文化」與「道歉文化」
然而，先不論「道歉」是否出於自願，沒有針對問題本身去檢討，只是想透過「道歉」的行為來暫時化解衝突或對立，畢竟不是一個根本的作法。
即便是提倡「禮」的儒家，其最核心的精神，也並不建立於這樣的行為上。
事實上，我們今天對「儒家」的認識乃至於誤解，很大一部份來自於漢代。君王遵行儒術，而儒者也藉此得以發揮政治所長，在這一來一往之間，許多儒家的核心精神，可能就在與現實妥協之後消失了。
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看，我們可以說自漢代「獨尊儒術」以來，歷代社會慢慢產生了一種混合了儒家思想、專制政權、封建制度等等要素的「大雜燴文化」。
這樣的文化在東亞文化圈開枝散葉，成為東亞主流文化，而「儒家」一詞也順理成章成為這個主流文化的慣用代稱。
儒家強調的是發自內心、由內而外的自我價值實踐（圖片來源：作者拍攝）
然而，這樣的文化，卻未必符合儒家最原初的精神。
五、儒家強調的是發自內心、由內而外的自我價值實踐
事實是，傳統文化所積累下來的許多習慣，與真正的「儒家精神」中間其實存在著某種斷裂。
以孔子來說，他的思想數一數二可貴之處，在於重新探究了多數既有規範背後的本質。
處在一個「禮崩樂壞」的時代，孔子重新學習周文化的禮制，對於一些儀式的由來，存在著高度的研究精神。
如：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」，就記錄了孔子對於宗廟祭祀時的儀式，有著極高的好奇心。
由這個角度來看，孔子認為的「禮」之價值，並非外在的儀式，而是內涵的、本質的意義。所謂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，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。「仁」是發自內心的一種生命關懷，而不是透過外在形式去規範而來的。當我們在施行禮樂時，若沒有發自內心去貫徹，只在外在形式上虛應故事，那麼這些禮樂就沒有了意義。
孔子十分重視人的自我實踐。這些實踐過程必須是發自內心、由內而外的，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貴之處。也唯有透過這樣的方式，才能由個人擴及到群體，最後建構出一個「和諧」而非「整齊」的世界。
六、任何行為皆必須發自內心，才能與儒家核心精神相符儒家強調的是發自內心、由內而外的自我價值實踐
由這個角度來看「道歉」這件事，其實重點仍在於這個行為是否發自內心。當「道歉」流於一種形式，所能達致的效果也就僅止於表面上的和諧，而不具備更進一步的意義。前面所提及大法官陳新民的意見書，所提到的「知恥近乎勇」，其本意所強調的也是內心之反省，而非外在行為上的道歉。
因此，將「道歉文化」視為「儒家文化」之影響這樣的觀念，其實並未觸及真正的儒家精神。至於「強制道歉」則更等而下之，與儒家之精神越加背離了。
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強制他人做任何非出於本願的事，無論結果如何，都不會是儒家最終肯認的價值。後人將和諧的結果視為最終目的，卻忽略了健全的人格發展過程，最後開始追求形式上、表面上的和諧，產生「道歉」、「被道歉」等情形，正顯示了後代逐漸形成，被統稱為「儒家文化」的大雜燴文化與真正的「儒家精神」的脫節。
七、結語：再悠久的道德，也不會放棄一個人應有的價值與尊嚴
當周子瑜被逼迫著道歉時，施壓者希望能透過該行為，試圖取回本應屬於公司、團體、社會的利益，卻忽略了周子瑜身為一個人應有的價值與尊嚴，這一點，絕對與儒家最核心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馳。
畢竟當一個人並未發自內心為自己的錯誤反省，任何的公權力、私權力的介入，產生的意義永遠是表面的，甚至是不該被肯定的。
其實，對於人性尊嚴的維護不僅僅源自於憲法，在那些被歷史所歪曲的，被人們所遺忘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，同樣也充滿了對人性最溫暖而透徹的凝視與期許，透露著安頓當前社會問題的契機。
我國大法官在釋憲時，常常援引傳統經典，以「儒家之善良風俗」此類的概念作為依歸。甚至當憲法所保障之自由與人權與現實有所牴觸時，「儒家文化」更時常成為蔑視人權等現代價值的藉口。前面所提及大法官以「知恥近乎勇」作為肯定「強制道歉」行為的基礎，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。
然而，當我們嘗試以經典作為依據，以我們所認定的「儒家文化」作為一切判斷標準的同時，是不是也該停下腳步來想想，要怎麼妥適的詮釋儒家的思想？而不只是從表面草率曲解，甚至反過來抹殺了更核心的價值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