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極憲解析】檢討釋字373號解釋－反思現行法對工會活動的限制
曾翔/政大勞工所碩士
圖片來源：東森財經台
作者按：本文是作者於6月25日，聆聽林佳和老師在臺北大學舉辦的「集體勞動法實務與發展論壇」所發表的「團結權之意義－大法官釋字第373號解釋」一文後，結合自己的想法所寫成，若有疏漏，還請見諒。
由於諸多歷史因素，相較於勞動基準法等個別勞工法的擴張，我國工會組織與集體勞動權的發展與討論可說是乏善可陳。在歷來釋憲實務中也僅有釋字373號有觸碰到了集體勞動權，但實際上卻也沒有任何深入的探討，甚至誤認勞動者的集體權利是基於結社自由，也影響了集體勞資法制的發展。
釋字373號的聲請案例事實，是一群國民小學的技工工友意圖組織工會，但是當時的工會法第4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，不得組織工會」，因而遭行政機關駁回登記申請，於用盡救濟途徑後聲請大法官解釋。
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以憲法第14條結社權為出發點，指出「技工、工友所從事者僅為教育事業之服務性工作，其工作之性質，與國民受教育之權利雖有關連，惟禁止其組織工會，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權益，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限度」，因而宣告工會法限制技工、工友組織工會的權利違憲；但又在解釋理由書後留下伏筆，指出技工、工友之工作仍與國民教育有關，故而行使集體勞動權是否須予以限制尚待檢討。
一、勞動三權實源於我國憲法第15條的工作權
釋字373號是一個疏漏的解釋，仍留有許多尚待討論的缺失與疑問，我們先從勞動三權與憲法基本權談起。
所謂的集體勞動權，也就是勞動三權[註1]，是指團結權、協商權和爭議權。勞動者為了要與雇主進行勞動條件的協商議定（協商權）而籌組工會（團結權），並透過爭議權，例如罷工、杯葛、糾察線等，作為談判的籌碼，三者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因而，徒言團結權而無賦予協商權利，只是個沒有目的的結社；沒有爭議權，而只有團結和協商權，也只是讓勞動者淪為集體行乞。
對於勞動三權的憲法上基本權泉源，釋字373號是以結社自由為其出發點，但筆者以為此等見解是對勞動與勞動三權有所誤認。一直以來，大法官將憲法15條的工作權幾乎限縮在職業自由這樣的消極面向，同時，以結社權做為集體勞動權的憲法上基本權泉源，根本無法推導出協商權、爭議權等會對於雇主產生強制性協商義務，甚至妨礙其財產權行使的主動性權利。也因此，以結社權為其基本權的論述方式，在制度層次上限制了勞動者行使協商、爭議權時的行動自由，削弱了勞動者本身作為勞資關係當事人的能動性。
勞動三權實源於我國憲法第15條的工作權，而非結社自由。對此，大法官劉鐵錚、戴東雄兩位於373號解釋的不同意見書中亦有闡述。依筆者淺見，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生存權、工作權、財產權這三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干的權利被放在同一個條文之中，其實大有深意。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之中，人要存活，必須取得貨幣並以之換取生活物資，這是商品化社會之必然。在這樣的限制底下，人們獲取貨幣的途徑，對於資產階級而言，是資本所帶來的利得，對應的即是財產權；同樣地，對無產階級而言，則是透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工資，因而必須保障其工作權。
從這種積極的面向闡述憲法15條，方可導論出勞動三權的憲法泉源，生存是目的，而工作權和財產權是生存的手段，是對等且有相互牽制性質的兩個權利。在此，生存不僅僅只是維生，而是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在這樣的積極意義下，勞動者透過共同利益的結合對於雇主進行利益歸屬的拉扯，這必定是對雇主的財產權與營業自由的行使限制，也才能推論出雇主強制協商義務與罷工、杯葛等爭議權。這同時也是體現現代私法自治社會化，調和資本與社會之間的衝突。
二、公益公益，何謂公益？誰的公益？
在本號解釋中，大法官認為學校內的技工、工友組織工會雖對國民教育有所影響，但完全限制其組織工會已逾必要程度而違憲，但大法官卻又於理由書文末指出，儘管許可其組織工會，但其協商與爭議權行使仍關乎校園之安全、教學研究環境之維護等，是否有必要限制仍有待檢討。觀察其脈絡，大法官認為勞動者得否組織工會，行使勞動三權，不外乎是與公共利益是否有所衝突。
勞動者行使勞動三權的最大阻礙莫過於就是公共利益這四個大字。就如同林佳和老師在6月25日論壇中引述外國學者所言，公共利益在法律中往往是拿來禁止人民權利的說辭。現行法因公共利益而對勞動三權所施以之限制，在工會法，如第4條對軍人、軍火業、公務人員的籌組工會之禁令，以及對教師組織企業工會的限制；團體協約法第10條，與公營事業、學校等的團體協約還需要上級機關的核可；而勞資爭議處理法更是明顯，第54條第2項禁止教師、國防部所屬機構與學校進行罷工；第3項對於水、電、醫院、金融機構之罷工要求必須有必要服務條款。
本案中的技工、工友，依據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2項第2款，學校之勞工仍不得罷工，亦即學校內的技工、工友的爭議權仍被限制。但大法官所言校園之安全、教學研究環境之維護是否真屬公共利益？技工、工友行使集體勞動權時又將如何影響公共利益？而這樣的公益又是否真的符合狹義比例原則，絕對地大於技工、工友的勞動權？這些問題在釋字373號，以及後續的立法都沒有被細緻地討論與回答。
以筆者直觀的角度，縱使技工、工友罷工，根本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，亦無對受教權有直接的衝擊，從而全面禁止其罷工權根本就沒有正當性。縱使是真的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聯的工作，完全限制其勞動三權，尤其是團結權與協商權，是否有正當性也是有所疑問的。
例如警消人員，我們先撇除所有公法上忠勤義務等等的桎梏，現行法雖允許其結社，但並不視之為工會，更別說協商權或罷工權。然而，為什麼警消不能組工會進行集體協商？縱使他們的薪酬是基於法定預算、銓敘，但是勞動條件又不只是薪酬多寡，對於工時、工作環境、裝備、管理措施等等與勞動者切身相關的事項，警消人員仍舊有協商的需求；而爭議權者，尚有調解、逕付仲裁條款等足資處理協商僵局。所以是否真要在源頭便直接禁絕籌組工會的權利？我們對於這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勞動者籌組工會的影響，是否只是一種想像？是否源於一種見到工會，立刻想到抗爭、立刻想到罷工，立刻想到街頭的火光、紛飛的石塊與催淚瓦斯，台灣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。
三、小結：應重新思考對於集體勞動權的限制
勞動三法修正施行至今滿五年，於修法時放寬許多限制，並加入工會保護條款加以確保勞動者行使集體權利時不受外力影響，然而三法中仍存在許多非必要性的限制，導致行使集體勞動權時依然綁手綁腳，這回應到的是立法與政策層次上，我們對集體勞動權作為勞動者基本權的認識出了許多問題。
我們剛好經歷了一次全國矚目的罷工，正是一個重新思考我國集體勞動法制與勞資關係的絕佳時機。
註1：對於勞動三權，黃程貫老師從德國法上同盟自由基本權的角度，認為實際上僅只有團結權和團結行動權兩者，其說明十分精彩，可參考：
http://www.bankunions.org.tw/?q=node/311